我的导师吴微教授

做布匹生意的朋友发来他们出口东南亚地区的五颜六色的布料。让我想起研究生时期随导师和来自韩国计划院的姜师兄一起去江浙一带调研考察曾去过的丝绸之都-盛泽。也想起我的导师吴微教授，还有师母，师姐，和我的5个师兄。

我是从本科考自己系的研究生，还记得办公室刘老师见到我毕业又返校叫我老油条。本来是班上另一个同学被选为吴老师的研究生，但是该同学考上了福特班，要上一年强度非常大的全英语课程。教研室主任吕老师琢磨吴老师快退休了，有可能就带两年，这样第一年吴老师等于没有学生，而该学生只能跟老师一年，而且还得在毕业的第三年换导师。就在系办说起此事，系办刘延军老师顺便提道，刘嘉也报了吴微老师的研究生。于是，我就成了吴微老师的关门弟子。我好幸运，相信吴老师也高兴收了我这个糊里糊涂，可以给他和师兄们读读报，写写打油诗的混混学生。记得第一次跟老师在他的办公室见面，他问我考研面试时的老师和情况。我说老师们问的问题都很意外刁钻，我不知道回答得好不好，都有些担心通过不了。老师说，哼，问问题谁不会呀。我一想就是，于是信心爆棚。

不久，上一届的两位师兄就来找我去老师家拜访。第一次去老师家其它的事都记不得了，只记得临走师母给我装了3，4个苹果，让我带着。我看到师兄没有，就说，我不要，给师兄吧。师母说，你是女孩，多吃苹果皮肤好。

吴老师曾经代任我们计统学院院长，我本科时参加学生会，给自己整了个采访的事情做，采访过吴老师。他还记得我。

老师爱开玩笑，于是作为他的学生，课堂上也常被他点名兼作好坏典型。幸亏我心宽体胖，脸皮厚。我的声音一直蛮好听，而且至今依旧像天山童姥童音不改，初中高中在广播站做播音，正好和我们中央电台的第一代新闻联播的女播音刘佳名字同音，于是每周和导师师兄开会，导师就让我念报。

讨论什么，我都记不得了。应该怪老师把讨论会安排在我午休时间。不记得多少次，我睡眼惺忪小心奕奕推开办公室的门，给老师和师兄们赔不是，对不起，我又迟到了。老师笑笑，你午觉要睡多久。我也不知道。反正您的时间刚刚卡在我做梦中间。老师，切。

我当然也有醒着的时候，想起一次老师聊天，说他们一行老头绕着老图书馆门口的两个草坪转圈遛弯儿，看到一对年轻学生大清早在马路边打kiss. 研究生院院长周老师看不下去，独自走上前，拨开那两个学生，问，“哪个系的？干嘛呢？” 男生转过头，“关你啥事？” 径直搂着女生走了。周老师被噎得愣在那里。老师则和他们那一群老头们在那里哈哈大笑。

还记得有一次，乘韩国师兄缺席，老师说，他毕竟是外国人，我们讨论国计民生，有的话不应该当他的面讲，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后来我从美国回去参加老师米寿庆祝，想和老师亲近，也有些不敢，担心时差没倒过来胡说八道，暴露了我多年的美帝想法，让老师不开心；就乘机找大学女友八卦去了。

老师66大寿，左师兄利用关系定了正举办66年店庆的贵宾楼。我妹妹刚到人大，也蹭上了饭局。我们一行多人在校门口等车碰到人大管后勤的张伯伯。那时导师已经计划带我和韩国师兄南下考察，我自告奋勇说我来买火车票。其实，我就是转身跑去找我张伯伯帮忙。老师先看到张伯伯，就上前打招呼，我看到了哼哈了一声。回过头来，老师开我玩笑，瞧瞧，把人使唤过了，就看不见了。

还记得我给老师，师母，还有师兄们唱了《好人一生平安》，妹妹唱了《半个月亮爬上来》，老师也雅兴大发，唱了段京剧。

研究生时期和本科真的不一样，知识方面美其名曰我们把本科零散的知识串成糖葫芦，有了体系，思维向着深度广度进军。我的真实感受是从此我隔三差五有了饭局。一位中文系的朋友还夸我，有酒量，有雅量，有肚量，我每每想起这评价就喜不自禁。老师时不时也请我们到他家打牙祭，师母担心我们青春期营养不良。不对，我们应该都过了青春期了，那师母担心啥呢? 对了，大概和师母手艺相比，我们食堂的饭都不叫饭。师母一定担心我们被那些食堂大师傅当猪喂了。师母身体不太好，很多东西忌食。可是每次都给我们准备一大桌子菜。当我们都坐下来开吃的时候，师母坐在小客厅的椅子上稍息，还想着我们吃完饭该吃点水果。我去请师母入席，师母累得不愿多说一句只用手把我拨开，示意我，你自己快去吃。还记得有一次在老师家吃传统的烧炭火锅，师姐煎蛋饺就煎了大半个晚上。

老师给我们看他家的照片。师母苏州人，年轻的时候很漂亮。韩国师兄操着韩国口音，”漂–亮！” 我一个激灵，脑海里闪现出电影里的小日本，花花姑娘，漂亮。笑得我差点把饭喷到他脸上。（抱歉老师师母，冒犯你的不是我哦。）

还说起师母当年自个留在南方，放心不下自己的工作和当地她服务的百姓，和老师分居很久才到北京团聚。

我跟着老师还有姜师兄下江南了。这一路我可是处处感受导师和师母的人格魅力。导师扬州人，是解放军过长江时的红小鬼。不好意思，是人大出版社的老社长和当年在吴玉章老校长办公室工作的张老师夫妻在我们面前这么叫您的。记得我给你说他们夫妻冬泳。你立即揶揄了他们，“他们的体积自然是不怕冷的，不过，他们那怎么叫冬泳呢？该是“冬漂”。” 老师后来到人大学习，留校，任教。历史变化的时候，下放到农场，在太仓的浮桥中学等地教书。我们一路走来，都是老师当年的老友和学生们热情款待。两个师兄接我们的时候，见我就说怎么脸宽了二分之一。当时不告诉你们，怕你们嫉妒。现在知道了吧? 连早饭都是十几个小菜搭配。

在宾馆里住下，老师叫我早起和他及师兄一起去散步。第一天，我在电梯里打哈欠。老师说，得了，明天不叫你了。韩国师兄私下里告诉我，太年轻，不会做人。我说，哦。戚戚然，想起左师兄也说我说话不过脑子，伤害了别人自己还不知道。

我们三人一行，一边参观农村、工厂、科技园；一边流连忘返于江南的小桥流水，枫桥夜泊，苏州的园林，几进几出的深宅大院。我们到了上海，95年的上海正蓬勃发展，到处都是工地。记得老师的学生在上海计委招待所请客。我是豪爽的不得了，拿起酒就敬桌上各位，后来发现成了众矢之的，求老师帮忙。老师慈祥的方脸摇一摇，哈哈，谁让你逞能。（对了，我回来写了考察报告的，别说我们不务正业，我这里只说说幕后花絮。）

记得应该是在太仓，见到老师的学生，陈一飞，是文革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学生。他是老师在浮桥中学下放时的学生。我们一起参观了浮桥中学，记得当时门口的牌子上写着：“当你们走出校园，希望有一天这个世界因为你们而变得更加美好。” 老师离开太仓返回人大时，和他们惜别，鼓励他们谁要是考上人大，他一定亲自去火车站接他们。那一年陈一飞（哲学系）和另外一个同学考上了人大，第二年又有一个考上人大。一共三人又有缘和老师和师母相聚四年。大学毕业，他惦记着自己的女友，毅然回到太仓。当我见到他们一家还有他们唱歌非常棒的女儿，老师就像父亲和爷爷一样。他们更是掩盖不住见到老师的欢喜和对老师多年的感激与思念。在上海，去老师的老友家做客。我想起霍达的小说里描述的上海人请客的场景: 一大堆盘子，扣着盖子，每打开一个，里面呈现一两根东西。可是这家上海人比咱们北方人还豪爽，鸡鸭鱼肉，都是大个整块的。我不用吃就看饱了。更多地听他们老朋友见面聊聊师母和师姐。

韩国姜师兄自然也要表现一下韩国版的尊师重道。他曾经计划院的上司当时在上海领事馆做领事，少不得请客，派车。席间，再次领略韩国的老派作风，姜师兄一直端直上身，侧面朝向上司，只坐着椅座的一角；韩国领事怡气指使，说他和太太有早上跑步喝咖啡的习惯，说他们给孩子们请的中文老师非常好，顺便还给我说起对象来。92年和韩国建交，祖国大地涌入很多韩国人，当时北京留学生学院(?) 总共800人， 400韩国人。我们一路随处都可以碰到做各种生意的韩国友人。

时间真快，我们从上海打道回府。老师听说我还没坐过飞机，就说这儿也没有你的张伯伯给我们买火车票了，咱们坐飞机回去吧。韩国姜师兄却没有带护照。于是，老师和我，一老一少，拎着我们从江南采办的各种物件，尤其是我的了，因为我第一次去南方，把我老爸给我的钱花得一分不剩，踉跄登机。老师还不忘给我随时当摄影师，记录我第一次上飞机，下飞机。随后，就出现了上面提到的两位师兄接机，说我的脸宽了1/2的场景。

研究生三年过得非常快。老师知道我申请出国，请编写人大早期《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吴易风以及其他老师给我写推荐信。我妹妹还找了她好友的父亲，时任北京外语学院的校长，帮我修改文章。

最后毕业论文答辩，我因为留学的事情基本确定，于是又开始显露本性，一天混到不知所以。还记得我大概后天论文要答辩了，答辩委员会的一位老师还没收到我的论文，当时我们系里正在举办欢送我们这届研究生的晚会，王立功老师听说了，急我所急，立即离开晚会，在舞厅的灯光中，穿梭于闪动的人群中，找通讯录帮我打电话联系答辩委员会的老师，联系上了又好像地下党交代工作，蹲下来叮嘱正坐着看表演的我，“现在就赶快骑车去。” 答辩完了，老师请答辩委员会的成员去吃饭，我知道我的表现差强人意，委员们卖他的面子。和我一起答辩的同学也带领我们去同一餐馆聚餐。老师看到我，调侃说，付钱的来了。我真是想有个地洞钻进去。